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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闻学士真风流，豪气直与元气侔。
金銮殿上拜天子，叱呼宠幸如苍头。
贵妃捧砚恬不怪，力士脱靴惭复羞。
平生落魄嬴得虚名留，也曾椎碎黄鹤楼，也曾踢翻鹦鹉洲。
也曾弃却五花马也，曾不惜千金裘。
呼儿换取采石酒，花间满泛黄金瓯。
醉来问明月，月映金波流。
大呼阳侯出江海，骑鲸直向北极游。
我来采石日已暮，潮生牛渚聊舣舟。
白浪一江雪滚滚，黄芦两岸风飕飕。
我欲起学士，相与更唱酬。
恐惊水底鱼龙眠不得，上天星斗散乱难为收。
草草留题吊学士，学士不须笑吾俦，磊落与尔同千秋。
——解缙《采石吊李太白》
宪宗时期，太监陈准在他提督东厂时，曾告诫手下的校尉，“如果有谋逆的事件，你们可以告知于我。除此之外的事情，你们不要随意插手”。
这种命令是不是很难想象出自于东厂厂公之口？
得益于现代电影电视剧的精彩演绎，东厂臭名照顾的形象深入人心，其中最有名的一届厂公非魏忠贤莫属。
但是这些观点大抵都是清人在编纂明史时形成的，而里面必然掺杂了对前朝政权正当性的否定以及对前朝社会治理阴暗面的夸大，故而万不可以偏概全。
作为存在了两百多年的东厂，它的发展和真实地位绝不是用诸如“恒与中官相表里”这样的几句话就能定义的。
诞生于永乐十八年的东厂
《明史》中记载东厂设立于永乐十八年，朱棣发起靖难之役后，专门靠皇帝身边的宦官刺探宫中事，因而即位后非常倚重宦官，在东安门北设立了东厂，并让亲信宦官统领，专门调查谋逆、妖言、奸恶等事情。迁都北京之后，东厂逐渐与锦衣卫分庭抗礼。
然而在《太宗实录》中对东厂却只字未提，《明史》的说法可能是来自于明人所写的野史杂记。
在天启崇祯年间的文秉所撰《先揆志始》中记载，提督东厂的太监所持印上刻着“钦差提督东厂官校办事太监关防”字样，接受皇帝的直接命令最为密集，“盖永乐十八年所定也”。
按照明史的说法，朱棣是因为靖难之役中尝到了宦官作为特务、卧底的甜头才设立的东厂，但其设立的时间距离靖难成功已经过去了十八年，对于宦官的好感肯定是有的，要非得和靖难之役扯上直接关系就有点牵强了，似乎有那么点无论啥时候都不忘记扒出黑历史的不地道感觉。
永乐十八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迁都北京已经到了最后关头，北京的宫殿已经于十一月建成，朱棣正式下诏明年正月初一开始在北京上班。
整个京师瞬间人心沸腾，有人笑着打包行李坐等回家，也有人哭天抢地。
近二十年来，朱棣一直致力于迁都北京，在准备过程中，乃至于迁到北京后，遇到的质疑和阻碍不计其数，其中不乏有趁机搞事情的宵小之徒，或者有借助各种非常规手段延缓迁都的朝廷内部人员。
朱棣需要亲信帮助其收集情报，将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阶段，而锦衣卫本身属于外廷官员集团，难免会有徇私之情，因此皇帝身边的亲近宦官就成了不二之选。
东厂设立后具体做了什么事情，史书没有记载，连第一任提督太监是谁都无从考证，但应该是在积极运转的。
几十年后的成化十八年，万安上奏请求撤销西厂时的理由之一，就是认为朝廷已经有了稳定运行的东厂，无需再设此类机构。
他在奏疏中写到，“成祖在建都北京时，防微杜渐无所不用其极。最初让锦衣卫官校暗中调查谋逆、妖言、大奸大恶等事，但为了防止外廷官员徇私包庇，便设立了东厂，命令宫内宦官提督控制，二者并行，内外相制，至今运行了五六十年，已成定例”。
由此可见，在东厂设立之前，朱棣是依靠锦衣卫来直接执行其命令、打探内外隐秘情报的，但锦衣卫的将领毕竟属于外官集团，朱棣担心的一方面是存在隐瞒包庇的可能，更重要的还担心这些将领仗着圣恩庇佑与官员勾结之后可能产生的不臣之心。
纪纲是作死派还是背锅侠？
说到朱棣对锦衣卫的不信任，则不得不提永乐十四年被凌迟处死的纪纲。
他是跟随朱棣的靖难功臣，深得宠幸，即位后被擢升为为锦衣卫指挥使，之后又升任都指挥佥事，兼掌锦衣卫，是永乐朝前期锦衣卫的代表人物。
关于纪纲其人，《太宗实录》中记载是他恃宠而骄，骄纵横行，“朋比罔上”。
其实在早期，纪纲还是比较低调的。
建文二年，朱棣于德州打败帝国军队，路过宿安时，纪纲不顾性命拉住朱棣坐骑，请求跟随左右效命。朱棣看他胆略过人，弓马娴熟，便将他收为帐下亲兵。
此时的纪纲还只是个刚被老师从学校开除的学渣，选择了走上造反这条不归路。
靖难之役成功后，朱棣即位，想招揽曾经写过《周公辅成王论》痛斥他的山东人高贤宁为官，但高贤宁不从，于是朱棣派曾为同窗好友的纪纲去劝说。
高贤宁对纪纲说，“作为被学校驱逐的人，造反这件事特别适合你。但我拿着朝廷俸禄多年，决不能负义投降”。纪纲知道这个学霸不会轻易改变想法，便婉言劝朱棣将高贤宁放回了家。所以说，早期的纪纲有能力、有底线，能得到朱棣的信赖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朱棣即位后，让纪纲统领锦衣卫就是因为需要一个亲信去直接执行皇帝命令。
但纪纲身在高位一段时间后，明显是被权力冲昏了头脑，忘记了自己只是皇帝的工具，他手中的权力只不过是皇权的变种，开始变得肆无忌惮，甚至有了更加大胆的想法。
相传，徐皇后病故后，朱棣下令全国选美，各地送来的美人到达京师后，纪纲先挑了一部分藏在自己家中。
他查抄到已故吴王的冠服后，私自收藏在家中，并且还不时穿上过过瘾。他在家中豢养了大批亡命之徒，暗中修建隧道制造了数以万计的刀枪、盔甲和弓箭。
更为神奇的是有关他指鹿为马的故事。
永乐十四年端午节，朱棣亲自主持射柳比赛，纪纲想模仿赵高指鹿为马的做法，试探一下朝臣们对他的态度。
他对手下庞英说，“待会我会故意射偏，但你要把柳枝折下来，并且大声说射中了，看看有没有敢指出来的”。
庞英照做了，结果在场真没有人出来纠正。这下纪纲更是昏了头，感觉自己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加快实施其谋反计划。
很显然，上述这些故事不乏渲染夸大的成分，用来宣传纪纲咎由自取的作死行径倒是可以，但用来探究以他为代表的锦衣卫则缺乏力度。
对于纪纲在朝中的真实作为，从《明史》记载的解缙、周新之事可见一斑。
解缙是洪武朝的进士，因才学高而好直言被忌惮，屡遭贬黜。朱棣称帝后，解缙升任翰林侍读，并入新建立的文渊阁参预机务，之后一直做到翰林学士兼右春坊大学士，为内阁首辅，与尚书地位相同。他还奉命编撰《太祖实录》、《列女传》，当然最著名的身份是《永乐大典》的主编，所以其才学可谓当时天下士子之首。
但就是因为他在立储之事上主张立长子朱高炽，不同意立汉王朱高煦，而被汉王怀恨在心。
永乐八年，解缙入京奏事，正好朱棣北征未还，故只好觐谒太子朱高炽而返，于是朱高煦又乘机诬陷他私自见太子，“无人臣礼”。
朱棣震怒，竟然以“无人臣礼”罪下诏狱，而诏狱正是设在锦衣卫里的，由纪纲直接管理。
关了五年后，纪纲将诏狱关押的犯人名录呈给朱棣，朱棣看见解缙的名字，便随口说了句，解缙还在啊？
纪纲妄自揣测上意，并在汉王的指使下，将解缙灌醉，埋在积雪中，一代英才便如此悲剧陨落，年仅四十七岁。
再说周新的事情。
周新在任浙江按察使期间，办案公允、廉政清明。永乐十年浙西发大水，通政赵居任隐匿不报，周新上奏朝廷，最后得以让朝廷减免租税、赈济灾民，再加上他平定了嘉兴倪弘三的叛乱，使得他名闻天下。
当时纪纲派一位锦衣卫千户在浙江查办案子，该千户在地方胡作非为，作奸犯科，周新本想抓他治罪但奈何没抓到。
不久后，周新进京途中在涿州遇到了该千户，并将其抓进了州狱，但不慎被其逃脱，跑去向纪纲求救。
纪纲继而向朱棣进言诬陷周新，朱棣听信后下令将抓捕周新。周新进京后面对朱棣时仍然据理力争，“臣奉诏擒奸恶，奈何罪臣？”他认为自己身为按察使的职责就是清除这些违法之徒，并无过错。
但朱棣看到他这态度后更是生气，觉得周新没有把自己放在眼里，便下令处死了周新。
周新在临刑前还大声疾呼“生为直臣，死当作直鬼”！
解缙与周新都是当时比较具有影响力的官员，尤其解缙更是天下文人的榜样。
朱棣和他父亲一样，具有复杂多变的性格。当他理性的时候，他知道治理天下、收服人心离不开这些能臣；当他冲动的时候，靖难夺嫡便如心头刺一般开始发作，觉得那些清高之士都在背后对他指指点点，仗义执言变成了大不敬。
所以，朱棣对待这些官员、士子是矛盾的，既要用之，更要防之。他想时刻掌握这些人的动态和言论，一旦有任何挑战他脆弱的自尊的痕迹，都要立即清理干净，所以他才会把亲信纪纲放到锦衣卫指挥使的位子上，让他对这些人进行监督、防范甚至在必要时实施非正常执行。
虽然在解缙、周新含冤而死的故事中，纪纲被定义为幕后操纵者，朱棣作为君主只是误信了谗言被人利用，但很难说这不是朱棣的意图。
他本来就和他父亲一样有着暴躁的脾气，再加上靖难之后的变得更加敏感的神经，对那些孤傲的士子们很难一直压着性子去礼贤下士。
但他知道，强权只能产生威慑力，不能产生向心力，适当的时候必须要去安抚人们被压抑的心理，给人们一个释放口，给自己一个台阶。
在周新无辜被害后，朱棣也表示了后悔。有次他问侍臣，“周新是哪里人？”
侍臣告诉他是南海人，朱棣感叹到，“岭外竟然有这样的人，我错杀他了！”
朱棣甚至为此编出神话级别的故事，告诉别人自己曾经看到有人一身红衣站在太阳中间，对自己说，臣周新已经是神了，专门为陛下惩治贪吏。
朱棣是否真的说过这些话无法肯定，可以肯定的是，周新的死对民众心理产生了极大冲击。
周新死后，江浙各处绅民纷纷立碑、立祠、修庙来纪念他，广州将其故居所在的“高第里”改名为“仰忠街”，以彰其忠烈。时任广东巡抚的杨信民极其敬佩周新为人，称其为“当代第一人”。
周新并无子嗣，其死后妻子返回乡下继续过着清贫的日子，在病逝的时候，在广东为官的浙江籍官员都为她来送葬。
可见，周新作为百姓期待的官员代表，有着相当广泛的群众基础，而朱棣贸然将其处死必然损害了朝廷的公信力。
因此，作为一国之君、政权代表，朱棣必须要说过那些话，挽回天下士子的心，安抚天下百姓的心。
不仅如此，周新的死要算在纪纲身上。纪纲被处理后，周新顺利恢复名誉。
之后，朱棣追封周新为浙江城隍之神，至今杭州百姓还在供奉周新，香火不绝。
从解缙、周新的例子可以看出，朱棣对官员、士子的处理很大概率是草率冲动的，对官场和民心带来了极大冲击。
当矛盾需要调和的时候，那个直接的执行者就成了首选的替罪羊和缓和剂。在朱棣处理纪纲的案子中，这点因素毋庸置疑。
但另一方面，朱棣也感觉到了身边亲信与人勾结的可怕。
在解缙一案中，解缙就是因为汉王朱高煦的诬陷才被抓进诏狱，关了几年后在没有经过法定程序审理和明确命令的情况下无端被纪纲弄死。
尽管没有证据，但朱棣也能看出朱高煦对纪纲的影响已经到了什么程度。
这才是他最忌讳的事情。
然而锦衣卫作为正式军队编制，其将领就是外廷官员，天然的具有结党营私的优势，这是朱棣也改变不了的。在处理纪纲的同时，也顺带着把当时和纪纲一同投奔朱棣的穆肃给处理了，此时的穆肃也已经是山西都指挥佥事。
穆肃的案子一直到三年后的永乐十七年才有了最后的处理结果。
一年后，到了迁都的节骨眼上，朱棣设立东厂，其目的无非是为了建立一支更加听话、更加贴心的监视缉查力量，但东厂的建立并不意味着放弃锦衣卫。
永乐十八年十二月，朱棣将河南中护卫军丁俺三擢升为锦衣卫指挥佥事，赐名赵诚，因为这个人告发周王朱橚图谋不轨最后查实了。
他将这个人放在锦衣卫将领职位上，说明他仍然将锦衣卫作为皇帝的直系力量去察访、执行特殊任务。东厂是由内臣统领的情报机构，其侦缉的对象是整个外廷官员集团，其中当然包括锦衣卫的将领。
也就是说，东厂的成立并不是专门针对锦衣卫的，更不会是为了与锦衣卫相抗衡。
东厂到底有多强？
当东厂的历史形象因为某几位提督太监而被简化成人间地狱后，人们就没有心情去关心东厂到底有多强的实力，因为越简单的标签越容易让人们接受，人们往往不愿花费更多时间去探究真实情况。
提督东厂的首领毋庸置疑是皇帝信任的太监，仅次于司礼监掌印太监的第二号人物，通常以司礼监秉笔太监中位居第二、第三者担任。
刘若愚的《酌中志》中记载，“最有宠者一人，以秉笔掌东厂，掌印秩尊，视元辅；掌东厂权重，视总宪兼次辅”。
东厂的属官有掌刑千户、理刑百户各一员，由锦衣卫千户、百户来担任，称贴刑官。除此以外，设掌班、领班、司房四十多人，均由锦衣卫拨给。
具体负责侦缉工作的是役长和番役。
役长相当于小队长，又叫“档头”，共有一百多人。役长各统帅番役数名，番役又叫“番子”，又叫“干事”，这些人也是由锦衣卫中挑选的精干分子组成。
《明会典》中记载，“其东厂内臣奉敕缉访，别领官校，俱本卫差拨”，因此可以明确的是，东厂里面除了一把手是太监外，手下干活的人都是从锦衣卫抽调的。
官方史籍中并没有记载东厂的具体人数，但从其编制结构来推断，东厂的人数应该在七百至一千人之间。
锦衣卫本来就是按照明朝正常军队卫所的编制来设置的，之后人数又不断增加，总人数已经破万，即使是直接从事情报工作、御前听差的校尉也已经达到几千人。
东厂只有一千人左右的力量，在人数上与锦衣卫不是一个数量级。再从性质上来说，锦衣卫是正常的军队卫所以及兼职的情报机构，而东厂则是专职的情报机构，二者虽有重合，但在本质上并不能相提并论。
东厂也不是生来就坏啊
事实上也是如此。东厂虽然从永乐年间就一直存在到明朝灭亡，但在东厂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没有在官方史书中留下什么身影。一直到明英宗，这段时间的《实录》中都未对东厂有所记录。
不管是刻意隐去，还是因为乏善可陈而节省笔墨，我们都可以大胆推断，这段时间的东厂是在既定的轨道内运行的，作为非常规的情报机构并没有对政府传统制度产生实质冲击。
究其原因，大抵就是这几位皇帝没有对东厂足够重视，因为东厂只为皇帝服务，离开皇帝的重视和支持，它只是个为锦衣卫养校尉的地方。
正因如此，从重视情报机构的成化朝开始，东厂便进入视野，逐渐取得了一席之地，之后的各朝实录中都有了东厂的记载。
明宪宗朱见深设立西厂、授予锦衣卫北镇抚司专门印信等行为，充分说明了对情报机构的重视，东厂在这种大环境下也取得了发展。
成化十九年，东厂官校检举锦衣卫千户潘旺在调查瑞州一件案子中私收贿赂，为人请托，赃银达一千五百两，潘旺因此被抓捕处理。
这是官方史籍中首次出现东厂与锦衣卫之间的正面冲突，并且成功扳倒了锦衣卫千户，这是个很重要的信号。
东厂这段时间的积极活动与其领导者——司礼监太监尚铭不无关系，尚铭是一个善于钻营、心狠手辣之人，经常对富商大贾罗织罪名以获取钱财，甚至成功扳倒了汪直。
在他统领下的东厂积极参与外廷权利争斗，甚至不惜与锦衣卫进行正面冲突。
及至弘治时期，东厂的势力进一步加强，并在政府中获得了稳固的地位，甚至能够影响正常的司法程序。
《孝宗实录》详细记载了弘治九年发生的“满仓儿案件”，案件牵扯的多方势力为了自己利益各执一词，导致司法程序一片混乱。
案件主人公满仓儿是彭城卫千户吴能之女，被卖给乐工袁璘并被逼良为娼。吴能死后，其妻聂氏想要回满仓儿，但不愿出赎金，最终双方纠纷由刑部郎中丁哲与员外郎王爵共同审理。
审理中袁璘死于刑讯，视察该案的刑部主事孔琦和监察御史陈玉指使仵作将袁璘掩埋。袁璘妻子求尸不得，便诉冤于东厂提督太监杨鹏。
杨鹏经过复审后，上奏指责丁哲苛刻徇私，将无辜的袁璘殴打致死，王爵违法枉断，陈玉、孔琦视察案件时没有发现真相，请求皇帝将他们治罪。
皇上命三法司和锦衣卫会审，但一直没有审理结果，便命令府部大臣及科道官当庭审理，都察院遵从了杨鹏的处理意见。
结果明显对刑部不利，刑部典吏徐圭当即上疏称杨鹏侄儿曾经在满仓儿处买欢，并且与丁哲素有旧仇，意图报复。其疏中还极力痛斥东厂、锦衣卫干预司法，请求撤罢。
皇上将徐圭逮捕治罪，但也处罚了会审中的一些官员。三个月后，皇上命“满仓儿杖毕送浣衣局；丁哲给偿袁璘埋葬之费，发原籍为民；王爵及孔琦、陈玉俱赎杖还职”，这件案子才算告一段落。
仔细分析案件中的利益各方，不难发现其实本案所涉官员处处在互相维护。
丁哲审讯致使当事人死亡，本身就是罪过，但视察该案的官员孔琦和陈玉仍然意图掩盖。等到东厂介入有了正式审理结果后，刑部官员徐圭为了维护同僚，仍然在做最后的狡辩，并且顺带将锦衣卫、东厂一起安上了干预司法的名头。
这件案子本身并不复杂，但由于东厂势力的介入而引起了皇帝的关注，最后发展为三法司会审甚至廷讯的大案。案件发展到最后，已经成为了刑部与东厂之间的斗争，在皇帝的调停处理下才得以终止。
至于厂卫并称的叫法到了正德年间才正式出现，此时的东厂与锦衣卫已经发展成了并驾齐驱的姿态，因为皇帝朱厚照已经把二者视同一体。
正德七年，御马监太监张锐提督东厂。正德八年，钱宁掌锦衣卫事，并赐姓朱。
及至正德十四年，朱厚照做了一个比较特殊的人事任命，命平虏伯朱彬提督东厂、锦衣卫官校。
《武宗实录》对此记载，当时张锐居东厂，朱宁居锦衣卫，二者俱得宠，而朱彬又统领两人，“自是中外大权皆归于彬矣”，这种将东厂和锦衣卫作为共同体并一律由外官统领的政策在前朝是不曾有过的。
是年，皇帝对张锐和朱宁下了相同的诏令，“有应随宜发落者,你们谅情处治，毋致迟滞。事情重大者，仍奏请定夺。应当与相关衙门商议的事情，你们要和他们议处而行，不可偏执有误事机”。
看上去滴水不漏，实际上并没有说明什么是“随宜发落者”，什么是“事情重大者”，这显然给了厂卫很大的自主权。
无约束的权力必然会畸形发展，东厂、锦衣卫每当查获到妖言，就会有重赏。
为了邀功请赏，他们有人甚至故意在乡村里引诱乡野愚民为非作歹，然后再以妖言的罪名抓起来。送到朝廷衙门后，这些审理官员即使知道其中冤屈也不敢与之争辩。
对于东厂与锦衣卫的并驾齐驱之情形，《武宗实录》中记载，“中外称曰厂卫”。
自此之后，锦衣卫与东厂越走越近，厂卫已成为一体。皇帝对厂卫的依赖以及厂卫的监察暗访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在万历三十一年的妖书案中，朱翊钧就是完全交由东厂、锦衣卫去探查。
当时提督东厂的是司礼监太监陈矩，一开始还因为妖书中的“朝夕左右帝前之主”这一句而上奏自辩求闲住，皇帝还好心宽慰，“朕都被冤枉诬陷，更何况你呢。你掌管着东厂，正应该加紧察访，早日抓到幕后黑手，怎么能申请提前退休呢？如果有人能抓到真正罪人，要大力破格提拔赏赐”。
妖书一案本身就没有头绪，不久后东厂查到了嫌犯，陈矩请求移交给法司审理，但朱翊钧不同意，仍然命令由锦衣卫严刑追究，再送东厂覆审。
之后，陈矩上奏说已经有足够证据证明嫌犯皦生光等人的罪行，再次请求将嫌犯移送法司详审，依律定罪。
不过朱翊钧认为皦生光未招供主谋，还是让锦衣卫按照之前旨意严刑追究，查实后送东厂覆审，最后再会同九卿科道审理。
在整个妖书案中，从头到尾的侦查、抓捕和审讯都是由厂卫进行的，即使陈矩多次请求将该案移送法司审讯，朱翊钧也没有同意让法司及时介入，他执意要让锦衣卫审讯再由东厂覆审，最后再由法司依律定罪，充分体现了他对厂卫的信任。
其实背后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他怀疑妖书案的主谋是外廷官员。他再三要求东厂缉查、锦衣卫审讯、东厂覆审，就是针对外廷官员。
此时的东厂沿着皇帝要求的秘密侦察外廷官员之路越走越远，为之后东厂的行为超出正常职责埋下了伏笔。
万历三十六年，礼部仪制清吏司主事郑振先的奏疏中写到，东厂自祖宗设之，“以察非常，非以察朝绅也”，现在朝臣只要跟人说什么了，皇上就会派东厂记事人在外面侦探。
在万历朝，从表面上看，政府在怠政的皇帝领导之下波澜不惊的运转，但内里却是皇帝在监察官员，而官员在拉帮结派，人浮于事。所以在这种情形下，东厂获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并逐渐演变成之后的失控状态。
等到明末，魏忠贤与东林党进行了相当惨烈的斗争，双方不仅是以前途相搏，更是堵上了性命。
此时的厂卫已彻底沦为魏忠贤的个人工具，他亲自提督东厂，锦衣卫中将领又多是他的亲信和党徒，以致厂卫更加肆无忌惮，为后世留下了最经典形象。
如果时间轴放宽到整个明朝，就会发现真实的东厂并不只有那一种形象。
东厂朱棣作为专职情报机构建立的，也不是为了抗衡锦衣卫，因为它的实力并没有人们想象中那么强大，而且它的人员都从锦衣卫抽调，某种程度上还要依附于锦衣卫。
但在重视情报工作的皇帝手上，东厂以其先天优势会大有所为。
自正德开始，提督东厂的大多是有野心、有能力的宦官，在这些领导者的运作下，东厂借助其自身的优势和皇帝的信任逐渐与锦衣卫势均力敌，并称厂卫。
二者在明朝后期对政府的正常运行具有很强的影响力，改变了一直以来只是作为情报机构的隐秘定位，在皇帝的支持下从幕后走到了台前，使其成为了帝国公开的秘密，并且最终对明政权产生了强大的反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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