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朋友对于内地战争片电视剧大全和中国战争片发展历程及特征（一）不太懂，今天就由小编来为大家分享，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下面一起来看看吧！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杀人之众，以哀悲泣之。战胜以丧礼处之。”
这段话用白话文来解释就是：武力是不吉利的东西，不是君子的工具。如果不得已要使用它，最好就淡然处之。胜利了不要得意。如果得意，就是喜欢杀人。喜欢杀人的人，就不可能在天下得到成功。杀人众多，要用悲哀的心情来看待，战胜要依丧礼来处置。
有人说《道德经》是一部蕴含了兵法的奇书，在看似虚无缥缈的言语中，向人们讲述了种种战争的哲理，虽然这只是一家之言，但是不可否认，《道德经》确实向后人展现了先人对战争的理解。在后人解读《道德经》的过程中，发现老子并不主战，但对于战争老子发出了“不得已而用之”的感叹，老子在诅咒战争的同时也承认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不过当时人们记录战争的方法并不像现在，能通过摄影摄像等方式记录战争。战争片是战争的一种衍生物，是向人们展示最真实的战争的一种方式。在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的《电影艺术词典（修订版）》中将战争片定义为：“以描绘一场战争为主要内容的故事片。多着重于表现人们在战争中的命运；有时也对战略战术及巨大战争场面进行描绘。影片的主人公通常是军事领袖或英雄人物，艺术上常以战争紧张气氛的渲染合存亡攸关的巨大悬念吸引观众。如影片《上甘岭》、《伟大的转折》、《西线无战事》。”
战争片作为中国电影发展的一个重要片种，既是中国电影发展的亲历者和见证者，更是中国电影发展的推动者和变革者。从中我们可以清晰的发现其发展脉络，以及时代所留下的清晰烙印，还可以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电影创作者们对战争认识的逐步深化。
1、中国战争片基本发展历程
战争电影作为电影与战争的衍生物，早在二十世纪初就已经出现了雏形，如卢米埃尔的摄影师威廉逊拍摄的五分钟短片《中国教会被袭记》、意大利导演阿尔伯里尼的战争巨作《攻陷罗马》等，而1915年格里菲斯导演的《一个国家的诞生》则将这种类型的作品推向了一个高峰，甚至被电影学者萨特尔赞誉为是“好莱坞统治世界的开始”。此后，战争片在美国的发展越来越迅速与完善，如七八十年代掀起的反思越战的电影潮；而在前苏联等欧洲国家，也出现不少的关于战争的电影，如二三十年代的《战舰波将金号》、五十年代的《第四十一》、《雁南飞》等。
而中国战争片，在二十年代中期才正式出现，经过将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到如今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49年以前，这一时期主要是以“记录式”战争片为主。题材大多取材于抗日战争。在战乱的背景下，通过电影对战事进行真实的描写，展现了中国军民的抗日的爱国精神与民族气节，并且控诉了日本侵华所带来的灾难。
第二个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这一时期的战争片大多取材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或抗美援朝战争，影片中英雄人物的感人故事是其主要诉求点。在新中国的发展进程中，这些影片高扬革命英雄主义旗帜，提醒人们不忘过去，鼓舞人们努力工作，建设新家园。
第三个阶段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以“反思式”战争片为主。这一时期，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展开，创作者开始重新审视战争与人的关系，探究战争中的人性，挖掘战争中人的心理活动，并在表现形式上进行了大胆的探索，成为中国电影创新浪潮中一支重要力量。
第四个阶段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至今，战争片进入多元化并进时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体的不断深化，电影市场的压力开始成为主导电影制片和创作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这种的境况下，许多电影创作者尝试通过“类型化”的方式，发挥战争片本身的特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战争片的创作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和经验。与此同时，这一时期的战争片，对战争反思的思潮仍然在延续，并逐渐成为战争片创作者的共识。
1.1第一阶段1949年以前
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从二十世纪初战火就在中国大地上蔓延开来，义和团、日俄战争、辛亥革命等等，但并没有出现战争电影，直到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才出现了《松柏缘》（又名：江浙大战）、《春闺梦里人》、《和平之神》、《铁蹄下》等少数几部作品，并且电影受到当时最流行的小说流派“鸳鸯蝴蝶派”的影响，出现的基本上都是以战争为背景的爱情片。而中国战争片真正意义上的出现，是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电影因其本身所具备的纪实性和抗日救国的大环境影响下，战争电影不断的涌现。
“九·一八”事件后就不少的电影公司组成抗日团体，如联华的“联华同人抗日救国团”等，它们也不断的以新闻记录片的方式记录抗日战争、宣扬抗日，如明星公司的《抗日血战》、《十九路军血战抗日——上海战地写真》、《上海之战》，联华公司的《共赴国难》、《奋斗》等作品，天一公司的《上海浩劫史》等，都及时的报道了松泸会战，展现了中国军民的抗日的爱国精神与民族气节。
相对于记录片的纪实方式，剧情片则以更为多元化的方式展示了战争背景下的民生百态，《同仇》、《大路》、《风云儿女》等。如孙瑜的早期代表作《大路》，影片成功的塑造了六个工人与两个女性的形象，并将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有机的融合在一起，使得影片在单纯的剧情结构中流露出明快的基调，也在流畅的叙事和灵活的空间结构中透露出浓烈的乐观主义与英雄主义的精神；更何况，场面的营造既富有生活气息也折射着浓郁的抒情意味，使得影片成为这个时期最具代表的战争片之一。
而当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战争电影更是陆续的出现控诉了日本侵华所带来的灾难以及中国人民的不畏的爱国主义精神。在1938年1月到10月的半年多时间里，就拍摄了《保卫我们的土地》、《热血忠魂》和《八百壮士》等三部正面描写抗日战争的故事片，其中，《保卫我们的土地》是由史东山编导的故事片，也是按照电影界抗敌协会所宣扬的“我们的国防电影的题材采取，应该是在发动农村的自卫战、游击战这一面”而拍摄的动员广大农民起来抗敌的作品。
再加上抗日战争期间所拍摄的《保家乡》、《东亚之光》（这部电影是讲述一群被俘日军的思想转变的过程）、《塞上风云》、《风雪太行山》、《老百姓万岁》等作品，多层面的反映了当时的中国人民英勇抗日的情况，也鼓励了士气。更何况，这时期的很多电影明星都参与进这些电影的制作工作，在无形中也刺激了广大人民的抗日爱国的情绪。
尽管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也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并付出巨大代价，国共之间的关系却并非一帆风顺，抗日战争时期就发生过皖南事变等事情，随后抗日战争结束后矛盾也一再的激化而爆发了第二次的解放战争，一直到1949年年底在大体上结束（但少数地区还存在着与国民党之间的战争）。可以说，大部分的中国人民经历了多年的民不聊生的日子，包括在上海这样的一个被称为“东方的巴黎”的现代都市。
于是，虽然当时的国民党的严格电影审查制度（上海在“孤岛”时期受到日本的电影审查并不是很严格，一些宣扬抗日的电影也给通过而上映）限制了电影直面国共战争，但不少的作品以侧面方式展示了老百姓对于这场战争的控诉，也出现了不少的脍炙人口的佳作。史东山编导的《八千里路云和月》、蔡楚生与郑君里编导的《一江春水向东流》、费穆的《小城之春》等，前两部都是以抗日为背景，却也以主角的生活经历的变迁描绘了国民党的战时糜烂生活；《小城之春》表面上是一个偏僻没落的小城的故事，却处处透露着战争的存在消息。
1.2第二阶段1949——1966“十七年”电影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从此开始了新生。而新的社会制度新的意识形态也促使了新的文化环境的形成，并在整体上为这个新生政权服务。在凯歌高奏之时，缅怀过去的岁月，悼念离去的战友，牢记胜利的不易，而这些内容正是战争片创作的主题，这使得战争片在新中国一开始就在题材上占有先天优势，成为国家支持、创作者乐于表现、观众喜欢观看的一个片种。中国的战争电影，也进入了新纪元。
但这种新的文化大环境的真正形成要追溯的1942年的毛泽东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他在随后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规定了“为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服务”的文艺方针，并提出在“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的基础上“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批评标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虽然发表在1942年，但其却成为1949年建国后的文学、电影等的指导方针，并一直影响到八十年代末。
受其影响1949年底东北电影制片厂出品了新中国第一部战争片《中华女儿》。影片通过一位农妇胡秀芝的成长经历，真实地再现了当年抗联战士艰苦的战斗生活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塑造了一群为民族的解放事业勇于献身的中华儿女的光辉形象。转过年来，描写新四军艰苦战斗生活的《大地重光》在徐韬和冯四知的合作下由上海电影制片厂出品。之后，张骏祥邀请冯四知之为他执导的战争片《翠岗红旗》担任摄影。
影片通过江猛子一家悲欢离合的故事，反映了中国革命在走向胜利的过程中，人民所做出的巨大牺牲。这是新中国战争片中常常表现的一个主题，即通过一个人，或几个人，或一个家庭为线索，来表现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历史。《新儿女英雄传》以及后来的《苦菜花》、《野火春风斗古城》等影片，都是新中国十七年中同类题材的佳作。在这类战争片中，影片要表述的重点，是恶劣的现实环境下革命的不易，以及在这种恶劣环境下主人公起伏不定的命运和他们坚强的革命斗志。
这一时期的电影除了展现抗战居民艰苦的战斗生活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以外，还对党的各种方针政策进行了歌颂，突出是党领导中国革命走向成功，确立党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毛泽东思想是指导中国革命从低潮走向成功的重要保证，革命成功后自然的常成为讴歌的重点之一。1952年拍摄的电影《南征北战》开创了中国史诗式战争片的先例，以波澜壮阔的战争场面和众多人物形象为主要表现手段，形成了史诗性和纪实性并重的独特风格。而片中通过各种对话、会议等形式从各个方面表现敌我双方的战略意图和战术水平，全方位的向观众传达和强调毛泽东思想的伟大。
而在同一时期，又出现了一批表现共产党人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和人民群众功绩的影片，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其中《董存瑞》、《战斗里成长》、《以革命的名义》、《暴风骤雨》、《小兵张嘎》等作品更是经久不衰。
作为中国国人最喜爱的片种，惊险样式战争片在“十七年”时期生根发芽。1953年，著名导演郭维完成了其处女作《智取华山》，开创了新中国惊险样式战争片的先河。在这类影片中，主要的战斗基本都是小规模，大的战争场面通常放在最后，以表现我军获得情报后，成功地将敌人歼灭。在十七年中，这种惊险样式战争片很多，如《渡江侦察记》、《奇袭》、《野火春风斗古城》、《三进山城》等。
与惊险样式战争片类似的还有一种传奇样式战争片，《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扑不灭的火焰》、《英雄虎胆》、《林海雪原》等是其代表。这类影片的主人公往往以胆大心细、智勇双全的形象出现，其故事具有很强的传奇色彩，它们和惊险样式战争片一起，构成了新中国十七年电影中最具娱乐性的部分，深受广大观众喜爱。
转眼到了1956年，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想，给予了文艺创作一定的自由度。这时期也出现了一些的战争片佳作，由女导演王苹执导的《柳堡的故事》则是其中最好的以战争为背景的爱情片之一，其主要是讲述一位解放军副班长和老百姓田大爷的女儿的爱情故事，而大胆的将爱情引入这种革命战争的题材之中（此前的战争片往往是回避爱情的），再加上影片本身的优美的人物形象，优美的苏北水乡的风车、杨柳、轻舟等画面，通过缓缓推进的镜头与相应的节奏将爱情与人物的纯净美好铺展于银幕上，而成为这个时期的难得的佳作。
同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出品了它的第一部故事片《冲破黎明前的黑暗》，这也是一部战争片，影片不仅展示了被后人广为传颂的地道战，而且在讲述抗敌斗争的同时，成功地塑造了阎排长、李大娘、凤霞大嫂等根据地的抗日英雄群体，并将反扫荡的残酷历史真实地呈现在银幕上。自此，八一电影制片厂成为新中国至今最重要的战争片生产基地，在中国战争片的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1964年武兆堤导演的《英雄儿女》是60年代最优秀的战争片之一。编剧在巴金原小说《团圆》的基础上，充实了王成的故事，以细腻的笔触突出了王成的成长过程以及对其他战士的影响。武兆堤将片中崇高的英雄主义与真挚、朴实、善良的人性，以及炮火连天的战场气氛艺术地融为一体，使影片既洋溢着革命激情，又蕴涵着亲情与道德力量。片中插曲《英雄赞歌》，通过在故事内外空间的巧妙处理，使之具有动人的魅力，被广为流传。
1.3第三阶段1977-1987
经过十年浩劫的洗礼，1977年《人民日报》、《文汇报》等相继发表文章《评“三突出”》、《十七年电影展现成绩不容抹杀》等多篇对于中国的电影文化建设、电影发展进行了批判或反思。第二年，开始为电影界的人士拔乱反正，为田汉、应云卫、罗静予、蔡楚生等人平反，为中国电影的发展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同时中国战争片在1977年也开始迈入新时代，逐渐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局面，特别是有多年历史的长春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制片厂、北京电影制片厂，相继的推出《延河战火》、《女交通员》、《大刀记》等作品。但是这两年的战争电影仍然存在受到之前的创作风潮影响的痕迹，如《我们是八路军》，影片表现了老红军、老八路的艰苦奋斗精神，表现了我军思想政治工作的威力，表现了共产党员领导干部的模范作用等，可以说很大程度上是延续了建国十七年的战争片的模式。
从1979年到1983年，老导演是战争片创作的主力军，以第四代为代表的老导演重新崛起，以浓厚的家国情怀与战争题材相融合，进行了一些在打破“三突出”创作原则禁锢的探索。沈浮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导演过《狼牙山喋血记》、《乌鸦与麻雀》等重要作品，1979年时将话剧《曙光》改编为上下集的电影，电影《曙光》讲述的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共产党“左”倾路线的历史搬上银幕，并实事求是的将这段以鲜血熔铸成的惨痛教训展示出来。许多老导演在他们最为熟悉的战争片上，创造了自己艺术生涯中的又一个高峰，并为中国战争片，乃至中国电影，在艺术观念和形式上的突破与创新，做出了勇敢的尝试。
这一时期的战争片无论在创作思想、创作观念、还是艺术形式与手法上，都表现出明显的变化。在主题上突破了“人性”、“人情”的禁区，一部分影片开始大胆表现战争年代人的感情和情怀，大胆歌颂人情美和人性美，给当时的中国影坛带来了极强的震动。
而在1984年前后崛起的新兴力量——第五代导演们也开始进行战争片的创作，但所流露的更多是对于战争的反思和人性的思考。《一个和八个》就是这样一部电影。导演张军钊，编剧张子良，摄影张艺谋，美术何群，《一个和八个》改编自郭小川的同名长诗，因为情况复杂形势紧急，无法就地审判，一个被陷害的八路军指导员王金和八个犯人被拴在一条大绳上，随军开拔。由于途中遭到了日军伏击，队伍被打散。
于是王金毅然决定解开绳子，让犯人们一起抗击敌人。尽管故事讴歌了王金这个共产党员在危难当中发挥的可贵的应有的作用，但无论是诗歌还是电影，都曾引起巨大的争议与批判。八个犯人中三个是逃兵，三个是土匪，还有一个投毒犯（往水井里投毒），一个投诚日军的奸细，这样的角色设定所能引起的情节冲突，即使在今天看来仍是惊人的复杂。但就像影片呈现出的技术品质一样，故事的线条也是粗犷而不失细腻，以逃兵和土匪为首的犯人们面对战争的心态变化，表现得尤为充分。
同年由谢晋导演的《高山下的花环》是“对越自卫反击战”题材中最为出色的一部战争片。影片在贯穿始终的悲壮而深沉的气氛中，把现实与历史、战场与社会有机地联系起来，揭示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伟大根源和民族精神，以富有感染力的笔触，将人物的英雄气概和普通人情融为一体，刻画了一群血肉丰满、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
1986年是一批大型战争片相对较集中地出现在这一年的银幕上，如《孙中山》、《血战台儿庄》、《直奉大战》、《非常大总统》等。这些大型战争片的出现，为后来一批史诗战争片的诞生，做了准备。
杨光远和翟俊杰联合执导的《血战台儿庄》无疑是中国战争片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部。创作者忠实于历史，以真实感和历史感，以爱国将士这一基调，塑造了一批国民党将领和中下级官兵的英雄形象，通过广大国民党官兵用血肉筑起的坚固防线，在浓烈悲壮的气氛中表现出中华民族的凛然正气。《血战台儿庄》不仅在战争片的艺术创作上达到了当年的最高水准，而且对后来战争片中真实表现国民党军队的抗战历史具有不可低估的先导意义。
1.4第四阶段1987年至今
1986年时，国家电影局就提出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五年计划，即为即将到来的建军60周年、三大战役胜利40周年、建国40周年和建党70周年等重大的纪念日逐步的推出一系列的献礼片；翌年电影局又多次的提出与强调电影创作要“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的创作方向；4月国家成立了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后来改名为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9月又颁发了《关于设立摄制重大题材故事片资助基金的联合通知》。
而明确规定了“专项资金使用范围和原则首先是对重点影片的资助，包括表现党、国家、军队重大历史事件，或描写党、政、军重要领导人业绩为主要内容的重大历史故事片；从鸦片战争以来，特别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革命斗争为题材的重点历史故事片；反映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重点故事片；经国家电影专项资金管委会批准的其他重点故事片；以及国家电影资金管委会确认的重点纪录片、科教片和美术片”。
在这种政策的推动下，革命历史题材的战争片，尤其是重大革命史是题材战争片，成为这一时期战争片创作的一大亮点。从1988到1992年这几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电影作品被有组织、有规划和有经济保障的陆续推出，如《巍巍昆仑》、《开国大典》、《百色起义》、《大决战》、《大进军》等，其中《开国大典》通过解放战争淮海战役的最后胜利、百万雄师过大江等重大历史事件的气势磅礴的描写，展现了建国前最为辉煌的一页。
不过对于战争片来说，影片中对战争的反思和对战争中对人性的探讨，是战争片自出现以来所一直秉承的精髓之一。但在中国战争片的发展过程中，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这一精髓才开始有所体现，并在80年代前半期的创新运动中，发展为战争片最为显著的特点，涌现出了一批优秀作品。但在80年代中期以后，这类作品却变成个案，但仍然能表现出强大的思想和艺术魅力。
1987年出品的《红高梁》是中国电影史上一部重要作品，也是战争片的一部代表作。在这部使张艺谋一举成名的影片中，这位未来中国电影的领军人物以崭新的艺术形式，描绘了中国二三十年代一伙农民古朴、野性的生活，和他们与侵略者浴血奋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创作者将自己的主体意念和有韵味的画面形式，写实性和写意性，结合得浑然一体，充分运用电影艺术形式，很好地表现了民族精神，并通过人物的塑造，赞美了生命的自由和舒展，使影片在表现人性方面，显出深邃的内涵。
1988年吴子牛的《晚钟》是较早从人性、人道主义和人类生存意识的角度，来对这场给交战双方人民带来空前灾难的战争进行思考的一部电影。创作者把情节作为表现人的框架，突出了人的生存环境和文化背景，并在这一处理过程中，充分调动画面语言的感染力，含蓄而不晦涩，通俗而不落套，使景与情、形象与哲理浑然一体，产生了一种凝重的历史感。
1990年拍摄的影片《烈火金刚》却颇有“英雄传奇”的某种回归倾向。《烈火金刚》使人们看到了一种源于传统却高于传统的、创造银幕英雄的新尝试，把英雄本色还给英雄形象。史更新孤身杀敌的壮举，肖飞神出鬼没的睿智，金月波、丁尚武、孙定邦坚贞不屈的雄勇，使银幕自始至终飘荡着英雄主义的魂灵。
1995年出品的《红樱桃》是在中国战争片史上一部不可多得的战争片，它通过一位中国少女在二战中的遭遇，剖析了邪恶的战争对人们灵魂的毒害，以及这种邪恶的灵魂给那些无辜人们心灵带来的无法弥补的伤害。
进入新世纪后，对战争的反思，对战争中人性的思考，仍然是战争片非常重要的创作趋向。这方面最重要的作品当属姜文的《鬼子来了》。《鬼子来了》以中国战争片中的异数以“沉默”的姿态登场，但是这并不影响它作为中国战争片一次成功的尝试，或者说，一次相当漂亮的“叛逆”。有人认为电影第一次消解了以民族国家为主要基调营造起来的历史叙述氛围，而从另外一种单纯、朴实的真实出发完成了人性和时代之间的交涉和误会。《鬼子来了》在思想上已经完全和过去的中国战争片截然不同，但是也不存在着主动向西方主流战争片学习的倾向，电影本身独立于创作者对战争状态下一种真实性的认识，所以呈现出来的样貌也具有别样的风格。这或许会成为一种新的切口为现代人进入历史提供一种选择。
中国战争片发展到今天，对战争内涵的思考已经开始触及到几乎每一部战争片，并已逐渐成为战争片创作者的一种共识。今天我们已经很难想象一部优秀的战争片，不会对战争的本质、战争中的人、战争中人与人的关系、战争中人的内心世界和心理变化进行关注和思考。所以，我们从《紫日》、《血性山谷》、《我的上征》、《革命到底》中，都能或多或少地发现这种思考的存在。这是一种潮流和趋势，一种进步。
2007年8月的时候冯小刚自己说的“每个男人心中都有一个战争片”，对于出生于1958年的冯小刚来说，从小就混迹于军队大院，从小受着“十七年”战争片的熏陶，从小就梦想着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中率领着自己的千军万马，于是怀着心中有强烈的英雄主义情结拍摄了《集结号》。《集结号》所表现的并非廉价的英雄主义，而是发自内心的感动。通过战争表现出人的勇敢来自人精神的升腾，并且弥补了人肉体的脆弱，焕发出一种超越个人力量的状态。在《集结号》中冯小刚表现出来的这种勇敢，来自于坚定的信念以及人与人之间真诚的情感。与“十七年”的战争电影不同的是，《集结号》中的英雄们又都是有血有肉，让观众觉得真实可信的英雄。虽然充满了悲剧色彩，但反映的却是积极意义上的价值观，也是我们忽略了很久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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